顾名思义，青铜器就是用青铜制成的器物。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其中含有少量的铅。青铜作为；一种合金，硬度高，光泽好，抗腐蚀性强。它不像甲骨、陶瓷器那样容易破碎，也不像古书画那样难以保存。它比较坚固，便于长期收藏保管，因而受到公私收藏家的青睐。同时它形态各异，有优美的线条，身上装饰着多彩的花纹，更增添了几分妩媚。这些是甲骨、瓦当、墓志等无法企及的。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而中国青铜器之所以饮誉海内外，还有它自身具备的独有的魅力。
首先是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作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30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3000余件。1976年12月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数量多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如果数量很少，短时间就可以掌握，无意中缩小了鉴赏的宽度。而数量多则令人应接不暇，应接不暇则令人眼花缭乱，于是如入迷宫，趣味横生。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晶相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丰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采，而不同的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千克，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采的花纹，增加了艺术欣赏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呈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增添了新的趣味。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所以本书一般讲到战国末期为止。当然作为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青铜器的发展持续不断，其中没有间隔。这无疑为我们鉴赏它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序列，同时也相对延长了鉴赏的趣味性。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类的地区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器具。
青铜器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长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铭文本身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同时又是赏析、鉴别时最难把握的一环。
中国青铜器以容器为主，这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印度河流域，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有斧、镰、锯、刀、剑、镞、矛头等。还有手镯、脚镯之类的装饰品。越南的青铜制品与中国相仿。东南亚各国的青铜器受到中国南部青铜器的深刻影响。与中国北部邻近的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如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等显然与中国北方出土的某些器物相似。日本更不用说了，青铜剑、戈、矛等是由大陆传去的。欧洲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兴起，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是其代表。在此之前的米诺斯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巴尔干和东南欧也曾以青铜文化发达而著名，其中铜斧、三棱短剑、四棱锥子很有特点。而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带，青铜也多铸成武器，如刀、斧、剑、戟、弓箭。总而言之，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制品显然以武器与工具为主，大型生活器皿很少。而在中国恰恰相反，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很多，武器与工具虽然不少，但毕竟不显眼。而一般来说，容器的形制、花纹与铸造工艺要比兵器与工具更为复杂，这也增加了中国青铜器鉴赏的难度。
中国青铜器是以器件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贵族的。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对组合，一般奴隶主贵族墓葬常出土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则多埋藏几套。西周则盛行鼎、簋组合。尤其当时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组合体现了一定的功能。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特点。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而中国不大用失蜡法，最早用失蜡法在春秋中晚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对此外国曾有错误的看法。国外最早研究中国的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因为铜镜用失蜡法，所以开始认为中国是用失蜡法。但后来发现早期铜器并不是用失蜡法，于是又180。大转弯，说中国无失蜡法，是从外国传入的。这都不对。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作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大部分青铜礼器的面目都不重复，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的艺术观赏价值。
以上我们讲了中国青铜器在数量、种类、质量、流行范围、流行时间、铸刻有文字，以容器为主，组合及铸造工艺等几个方面的特征。这就是中国青铜器的魅力所在。中国青铜器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青铜器有很大的区别，就因为中国青铜器从本质上来说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宗法礼制。
从青铜器身世来分析，最初出现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工具、兵器，正说明青铜器开始是以纯粹的实用器的面目出现的。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主宗法礼制的形成与发展，青铜器已不仅仅实用，而成了体现奴隶主不同阶层的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等级身份、行为规范和艺术需求的一种标志。譬如拿青铜器中最主要的食器鼎来说吧，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规定得清清楚楚。诸侯不能用九鼎，大夫也不能用七鼎，否则就是“僭越”、“犯上”。当然也不能降级。天子用七鼎或五鼎，那就丧失了身份和地位。这些都是奴隶制礼制严格规定的，并不像后世谁有钱谁就可以多做两鼎。不但鼎是如此，还有簋、甗、鬲以及作为酒器的爵、觚、觯、学等等。一个奴隶主拥有多少品类、多少件，都是依据身份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总而言之，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具有明贵贱、别尊卑的藏礼作用，从而形成我国独特的礼器体系。此时的青铜器实质上是宗法礼制在青铜器上的“物化”。春秋以后，由于奴隶制礼崩乐坏，铜器的藏礼作用也渐渐消亡。到了秦汉时又仿佛回到了青铜器的开始阶段，成为纯粹的实用品。青铜器的这一特点(也是本质)深刻地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因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国家社稷的象征，是宗法礼制的物化，是贵族奴隶主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所以当时社会与个人都不惜财力、人力去制造它，导致中国古代青铜器数量多、质量高、制作精美、流行时间长、流行范围广。
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它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我们只有抓住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与本质，才能有效地去鉴别和赏析。反过来说，这些特点和本质也使得青铜器鉴赏成为所有文物鉴赏中难度最大的一门学问。
